浙江日报2024年11月12日发布:丁学良：中国挺亏待年轻一代专业视角

每年七、八、九三个月，笔者都会特别留意几个主要经济体的这类统计数字——年轻人的就业和失业的比例涨跌趋势，尤其是刚从高校毕业的人找工作的成功率如何。这并不是说，没有拿到大学学位的年轻人能否找到饭碗这件事在笔者心目中无足轻重，而是本人的职业导致关注力偏斜。过去几十年里，笔者都是学习或工作于大学里，每天与大学生为伍，对他们的状况多了一份关切。他们找工作前和过程中都会和老师们有所互动，迫使我们多关注他们的职业发展或欠发展之下透露的宏观社会经济乃至政治法律的讯息。

大学生职业发展情况透露出宏观社会经济乃至政治法律的讯息。

一、发达国家的低年龄群、高失业率

研究以上问题的学者大半都知道，众多西方发达经济体最近这些年来一个令人非常忧虑的状况，就是年轻人的失业率高涨不退，特别是自2008年秋冬的金融风暴以来。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欧盟国家，19岁至25岁这个年龄档的“首找族”（意即“首次进入法定就业年龄找工作的群体”，这是笔者模仿“首投族——首次进入法定投票权年龄的群体”而造的术语，详见下文）年轻人的失业率，能够达到20%，甚至接近三分之一。

即便是像英国这样经济景气更好的经济体，有些重要工业区年轻人的失业率也能高至10%左右（参阅“Business Life”,Financial Times, 15 June2016, p.10）。有的电视讨论节目看得叫你心酸：一位三十多岁的西班牙青年诉说他大学毕业后一直没能找到稳定的工作、只靠打零工度日的境况，哀叹道：“再过几年还是这样，我这一辈子就没戏了。没钱买车，没钱租房，也没钱成家养孩子。”这话一点不夸张，每年毕业的学弟学妹们挤在他的后面，跟他抢饭碗，他年长几岁又不具备更多的专业工作经验，劣势就明摆在那儿了。

即便是像英国这样经济景气更好的经济体，有些重要工业区年轻人的失业率也能高至10%左右。

二、“怪中国人还是怪机器人？”之争

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条，笔者已经在本专栏前几篇里讨论过，就是全球化大潮把原来发达经济体里的部分就业机会冲到综合生产成本更低的他处去了。眼下几乎每天都在炒作的美国大选，热点之一就是中国成为被控诉对象（有点像我们少年时代老是控诉美国欺负第三世界一样：弱者喜欢控诉他人）：“虽然经济学家长期认为，进口竞争对美国工人的伤害相对于廉价物品带来的好处，代价较小，但是，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阿瑟跟苏黎世另两位经济学家对美国722个社区的研究报告，来自中国的竞争对美国制造业的打击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任何国家。报告发现，从1999年到2011年，中国竞争造成了美国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失去了240万个工作岗位”（“华尔街日报：美国推动对华贸易得不偿失”，VOA 2016年7月9日；黄文正：“美国转向贸易保护主义？” 台北《工商时报》7月10日）。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阿瑟跟苏黎世另两位经济学家对美国722个社区的研究报告，来自中国的竞争对美国制造业的打击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任何国家。

另有两条重要的原因，需得在本篇里予以点评，因为它们的社会涵义特别深远。一条是技术进步冲走了越来越多的人力操作岗位，蓝领白领都有，诸如像重复性的、程序性的、特别需要重体力的、危险的、污染严重的工作。机器人、电脑以及被IT要素改造过的机械体系和加工线，综合成本更低、效益更可靠，而且不怕它们闹工潮。美国经济学界因此有一派人认为，技术进步是比全球化更强劲的力量，剥夺了发达经济体里众多产业和办公室的工作岗位。用他们的醒目表达方式来讲，就是：“不是中国人、而是机器人夺走了许多人的饭碗！”

三、大学学位上再加一块敲门砖

第二条是，涉关就业和福利的很多经济政策、法律条款、行业规则，总体上偏好于中老年职业群体，因为他们是在位者、拍板人、既得利益者。对于“首找族”来说，他们要想改变这些涉关就业和福利的既定政策、法律、规则的机会稀少。发达国家里唯一对所有年龄群都一视同仁开放的改变社会大环境的渠道，是大选和公投，只要你达到合格的年龄，你就有一票。可惜遗憾的是，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里，35岁以下公民的投票率，普遍低于中老年公民，英国这次脱欧的公投就是这样。发达国家近年正在动脑筋想办法，推动“首投族”去投票（Eleanor Warnock, “To Inspire Young Voters, Japan Tries Comics,Talking Rice”,

Wall Street Journal, 7 July 2016, pp. A1 and A6）。如果他们成年后第一次不去投票，也许一生养成不积极投票的弱公民意识和行为方式。

对于那些“首找族”来说，为在职业市场上胜过同年龄群的竞争者，就得具备比大学学历“更多一块敲门砖”的优势，这主要靠internship（短期专业就职训练）。笔者几年前开始热心推荐学生去找这附加的敲门砖，几年下来，却越来越为“首找族”抱不平。纸面上看，这样的训练挺诱人：年轻人大学毕业前后，找到一家与自己所学专业密切相关的公司或机构，去实习几个月。条件是，“首找族”不拿薪水更无福利，公司或机构一方也不收费用，以免费培训交换免费干活。假如“首找族”在这之后马上能被这家公司或机构录用，那当然好得很，可是这个甜饼从天上掉下来的概率太低！

算算看，如果你从自己家或母校旅行到实习地点往返要买机票，到了那儿又得租房、吃饭、医疗保险、通勤费，全部加起来，三个月至少要花六千美元。对于一个马上或刚毕业的年轻人，这代价还小吗？贵公司/机构培训后又不提供第一份职业岗位给咱，太冤啦！

可话虽这么说，绝大多数的“首找族”本夏季还是在当这样的冤大头——笔者刚遇上两个从北美跑过来的大学三年级华人学生，靠着父母亲戚帮忙，才找到在北京和深圳实习三个月的机会。全部费用加起来超过七千美元！所以我说，这个时代挺亏待年轻一代。

四、让我们给发达国家做榜样

把发达国家的趋势讲过，就讲了中国故事的一半——我们已经是半发达国家了。笔者2006-2008年主要在北京做研究，每个夏季都参与应届毕业生就业状况的项目。可是近些年来，读不到官方的这类统计数据了。几十年教研的经验告诉咱，若是官方数据比我们接触的现实好过太多，那是“有声的不诚实”；若是官方长期不发布统计数据，那是“无声的诚实”。

两星期前几位外国教授讨论中国官媒英文版上的多篇报道，谈的都是应届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态，拿这和西方国家比。官方的数据说（引自《人民网》财经栏英文版6月12-13日），2015年内对中国25万本科生的问卷调查显示，拿到学位6个月后就业率几乎达到92%，其中59%被民营机构雇佣，3%自己开店。但愿如此！

中国内地“首找族”与西方同龄人internship相对应的经历，得到的信息多半不太鼓舞人心。（图为电视剧《欢乐颂》中的实习生关雎尔，她在一个证券公司实习一年，以争取最后留下的机会）

笔者近年来也常常访谈中国内地“首找族”与西方同龄人internship相对应的经历，得到的信息多半不太鼓舞人心：内地青年做这种短期专业就职训练的时间长的多，大部分是6-12个月；期间有的拿到最低生活费，有的拿到比这更低的补贴，还有的啥都拿不到；最主要的抱怨是，他们做的事很少跟他们的专业密切挂钩，大多数就是在公司或机构里打杂，半年下来往往连专业工作的边都摸不着。

笔者去年就在国外的一个研讨会上产生这一想法，今天藉此专栏慎重提出：希望中国内地立专门的法规，或至少颁发一个政府条例，对涉及全国各地高校和中等专科学校即将毕业的学生的短期专业就职训练，作出几条规则。其一是时间限制，不能太长，一般以6个月为上限。其二，训练期间公司或机构至少要发给他们符合当地标准的最低生活费，或最低工资（参阅台湾岛内对此类短期训练的待遇管制，潘姿羽：“高学历无用？先学会放下身段”，台北《联合新闻网》2016年7月10日）。其三，若训练期间超过一半的工作任务与被训练者的专业无关，被训练者有及时申诉、要求尽快纠正的渠道。其四，公司或机构在训练期一半时，要正式通知被训练者，他/她被正式雇佣的概率多高，以便给被训练者选择的机会。每年训练方都要公布这类训练人数和录用人数的数据，以供申请者参考。其五，政府应在税收等方面，给训练方提供优惠。

若是落实以上各条，我们就给发达国家做了一个榜样：中国不亏待年轻一代！

（作者：丁学良；编辑：李大白、张宁；文中图片系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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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学良，出身于皖南农村，求学于上海高校，见习于北京中心，游学于美国东北，就业于亚太美欧。1992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在哈佛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教学或研究。目前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深圳大学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指导、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顾问。他的英文和中文著作分别由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台湾联经出版公司、韩国成均馆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出版发行。他的新近著作包括《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我读天下无字书》，《革命与反革命追忆》，《中国的软实力和周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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